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年轻干部“要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节俭朴素、谦逊低调，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年轻干部清正廉洁，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的百年大计。然而，近年来，年轻干部腐败现象不断发生，迫切需要深化对年轻干部腐败行为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

　　一、年轻干部腐败的显著特点

　　本文通过收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以及地方纪委监委网站等渠道公布的案件，共选取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46例样本进行研究。通过梳理发现，这些年轻干部腐败存在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量化特征：“潜伏期”短但贪腐数额巨大

　　腐败潜伏期是指公职人员首次贪腐作案到案发被立案查处的时间跨度。腐败潜伏期与腐败官员被查处时的级别呈正相关性。一般而言，被查处的腐败官员级别越高，潜伏期越长。有研究发现，2013年至2019年被查处的142名腐败的中管干部，平均潜伏期约为13年（陈国权、杨亚星：“腐败潜伏期官员何以得到晋升：基于干部任用权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另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查处的80个市“一把手”，平均潜伏期近10年半（乔德福：“改革开放以来市‘一把手’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142个市‘一把手’腐败案例分析”，《理论与改革》2013年第5期）。年轻干部由于工作时间不长，决定了其贪腐时间也相对较短。从46个案例看，年轻干部腐败呈现典型的低龄低职“潜伏期”短，但是涉案数额大的特点。

　　本研究界定的年轻干部以1980年后出生为标准，其中年龄最小的为95后。职级主要为处级以下，多数没有领导职务，为普通工作人员。根据可以查到数据的35个案例，工作年限最长的为20年，最短的仅11个月，有人刚走上工作岗位1个月就开始贪腐，正所谓“前脚刚踏上仕途，后脚就走入歧途”。据可查到数据的44个案例，潜伏期最长的15年，最短的仅1个月，平均潜伏期3.7年。相对于中管干部和市“一把手”，年轻干部腐败潜伏期呈现显著的短期化特点。但是另一方面，贪腐数额呈现大额化的特点。根据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贪污贿赂“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为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为三百万元以上。据可查到数据的41个案例，数额较大的3例，占比7.3%；数额巨大的23例，占比56.1%；数额特别巨大的15例，占比36.6%。其中涉案数额最大的为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交易管理科工作人员张雨杰，高达近7000万元。其次为浙江一建建设集团公司深圳分公司财务部副经理陈曦曦，涉案金额2700万。起步就“失足”、犯罪时间短、贪腐数额大，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年轻“问题干部”胆大妄为、铤而走险的心态。

　　（二）腐败类型：自体腐败与交易型腐败并存

　　腐败就其本质而言，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如何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取利益，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一般而言，腐败主要有两种类型，即“自体腐败”和“交易型腐败”，前者主要指不正当占有，包括贪污和挪用公款，后者主要指贿赂，包括行贿和受贿（李辉、杨肖光：“市场化与腐败类型的地区差异—基于职务犯罪起诉书数据的多层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9年第3期）。从实际案件发生情况来看，以交易型腐败居多。有研究认为，自体腐败主要发生在前改革时期，因为这种腐败主要发生在非市场领域，这些领域很少发生市场交易。而交易型腐败主要是发生于市场领域的权钱交易，表现为权力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交易。年轻干部腐败呈现自体腐败与交易型腐败并存现象，且以前者表现更为突出。在46个案例中，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共计28例，占比60.9%；受贿共计23例，占比50%；同时具有贪污或挪用公款和受贿的有5例，占比10.9%。46例中有1例腐败是因为行贿。

　　进一步分析发现，自体腐败主要发生在一些资金密集岗位，多为财务、业务办理等接触到资金的岗位。在46个案例中，有企业财务部副经理、水务局财务股干部、商业联合会报账员、房地产管理中心财务科科员、不动产交易窗口工作人员、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出纳员、卫计局出纳、财政局工作人员、供销社财审科副科长等。这些岗位一旦管理疏漏，就会为贪腐提供可乘之机。

　　从交易型腐败来看，主要是利用手里掌握的资源配置权或执法监督权谋取私利。比如，产品质量检验岗位、房屋土地管理岗位、公检法纪检岗位等。在受贿案件中，不乏学历高、能力强、担任重要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这让他们成为了市场主体“围猎”的对象，甚至是“围猎”的“潜力股”。例如，1981年出生的金英丽，硕士研究生毕业，曾担任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副镇长、金山区经委副主任、六届金山区政协常委。金英丽甘于被围猎，与不良商人沆瀣一气，搞权钱、钱色交易，收受贿赂500多万元。

　　自体腐败和交易型腐败并存，凸显了对年轻干部的监督要双管齐下，“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监督并重。

　　（三）作案手段：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交织

　　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交织，是当前腐败现象的一个新特点。相对于传统腐败，新型腐败主要表现为隐蔽性、复杂化、专业性。诸如“影子股份”“影子公司”“雅贿”“期权腐败”“一家两制”等。由于腐败主体隐身化、腐败行为间接化、作案手段专业化、腐败收益隐蔽化，腐败发现和查处难度加大。年轻干部具有学历高、头脑灵活、知识储备丰富、专业化程度高、熟练掌握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当他们把这些优势运用到贪腐领域，表现出了作案手段“高明”的特点。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中心干部穆玉龙，将单位收费的二维码篡改为个人支付宝二维码，通过个人支付宝、微信账户等方式违规收取养老保险费60余万元。在46个案例中，还有通过电脑伪造银行存单和报销单等方式非法侵占资金等。依托互联网技术、数字支付等手段，利用管理监管漏洞实施贪腐，正在成为年轻干部腐败的群体性特征，这也是把握腐败新动向值得高度关注的趋势。

　　（四）腐败动因：价值观念偏差奉行及时行乐 

　　人的行为总是取决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年轻干部的腐败从思想根源上看，与他们精神空虚、价值观念偏差有着直接的关系。受“精致生活”“及时行乐”等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一些年轻干部在工作岗位上不是想着奋斗拼搏、建功立业，而是贪图享乐，追求奢靡生活和感官刺激，在膨胀的欲望面前滑向腐败的深渊。比如张雨杰贪污近7000万元，主要用于网络游戏充值和满足于奢靡消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工商业联合会原报账员万振套取、骗取公款40余万元，主要用于购买电子产品，在6年内购买了47部手机；陈曦曦挪用公款2700万元主要用于赌博；金英丽甘于被老板“围猎”，主要是为了满足奢靡消费；等等。46个案例中，贪腐用于赌博的有9人，占比19.6%；用于个人奢靡消费的有12人，占比26.1%；用于游戏充值的有4人，占比8.7%。这些腐败诱因，体现出一些年轻干部爱慕虚荣、炫耀攀比、注重感官体验、物欲强胆子大，以及沉迷虚拟世界、现实世界捞钱享受的特征。

　　二、年轻干部腐败的多重原因

　　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从腐败发生的机理来看，一个人产生腐败行为，一般有三个条件：掌握稀缺资源、有腐败机会、存在腐败动机。年轻干部腐败也是多因所致，既有自我失守的主观因素，也有制度体制机制不健全的客观因素，还有不良外部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归根到底，人的主观因素是走向腐败的根本原因。

　　（一）“五关”失守是诱发年轻干部腐败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守住守牢拒腐防变防线，不是设一道、两道关口就够了，而是要层层设防、处处设防。一是要守住政治关。二是要守住权力关。三是要守住交往关。四是要守住生活关。五是要守住亲情关。”纵观年轻干部腐败案件不难发现，走向贪腐往往与“五关”失守有密切关联。

　　政治关失守容易迷失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也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腐败问题本质上是政治变质。年轻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时间不长，对党的政治理论学习不系统不深入，存在重业务轻理论的倾向，因而对党的理想信念宗旨理解不深刻。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不高的“先天不足”，是导致一些年轻干部走向贪腐的思想根源。

　　权力关失守容易丧失公心。缺乏对权力的敬畏感，是年轻干部走向贪腐的共性问题。有的抱着“当官发财”的错误观念，一旦手握权力，就急于变现谋利；有的仕途发展顺利，一朝身居“高位”就开始享受“众星捧月”的优越感，自我膨胀、迷失方向，在金钱诱惑面前陷入泥潭；有的把公共权力私有化、家族化，变成个人或家族的“聚宝盆”。

　　交往关失守容易跌入陷阱。自体腐败的主要特征是“权力追逐金钱”，交易型腐败的主要特征是“金钱追逐权力”。在这些腐败的案例中，不少年轻干部由于涉世不深，没有把好社会交往的界限，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掉入“围猎者”精心设计的陷阱中。

　　生活关失守容易陷入沉沦。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不是小问题，一些年轻干部的腐败往往是从生活情趣不健康、生活作风不检点开始的。陷入“消费主义”，追求奢靡生活、贪图享乐，错把不良爱好当人生追求，在自我放纵中走向歧途。

　　亲情关失守容易模糊界线。年轻干部总体上因为家人的影响而走向贪腐的不多，但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和苗头。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陈英，就是因为助弟敛财，最终姐弟俩一起锒铛入狱。

　　（二）机制不健全、管理不严格是造成年轻干部腐败的关键因素

　　腐败问题发生往往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有重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源头上有效防治腐败，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

　　重选拔使用，忽视对年轻干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干部的教育监督管理，但是总体而言，偏重于“关键少数”，尤其是“一把手”和主要领导，比如，2021年专门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关键少数”位高权重，腐败的风险大、危害重，自然应该更加重视对他们的监督管理，但是对于年轻干部也要避免一用了之。有些地方、单位和部门“误判”了对年轻干部监督管理的重要性，认为年轻干部权力不大、贪腐机会少，还有的认为年轻干部综合素质高，并正处于进步上升期，自我要求高，因而放松了对年轻干部的教育监管。

　　岗位设置不科学、管理不严格，给年轻干部腐败以可乘之机。一些年轻干部就是钻了管理上的漏洞搞腐败。比如，利用小额工程项目管理混乱，在招投标前确定施工人员，再通过招投标走程序；利用电脑社保系统漏洞，修改丧葬费、抚恤金等账户余额，实施贪污；利用收款、审核、办理凭证集于一身的岗位便利，大肆捞钱。有些单位管理松散、漏洞百出，一些年轻干部原本只是抱着“试探”的心态迈出“第一脚”，当没有被发现以后，就变得肆无忌惮。有年轻干部94次挪用公款800多万，单位竟然都没有发现这样极端的做法。

　　（三）不良政治生态是导致年轻干部腐败的外部因素

　　政治生态是指“政治系统各要素在互动和行动中呈现的整体状态”。交互性和规制性是它的主要特征。政治生态的主体既影响政治生态，也受政治生态塑造。年轻干部身处一定的政治生态中，其言行举止也折射出其所在政治生态的影子。贵州省毕节市织金经济开发区财政局90后干部王红梅，贪污挪用公款上千万，表面上看是这个年轻干部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于单位财务管理混乱，上级领导带头私刻公章、违法乱纪，王红梅耳濡目染、有样学样。“如果这个地区或部门的年轻干部总是出问题，那么他们的生态肯定出问题了”（陈朋：“青年干部成长中应注意的关键问题”，《人民论坛》2022年6月〈上中下〉合并出版）。

　　不良政治生态容易滋生从众心理。所谓从众心理，指个体行为人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受到群体的压力和影响，从而在知觉、判断、信仰以及行为上，表现出与群体中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倾向（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年轻干部初入仕途，社会阅历少，对复杂的官场缺乏独立判断力和应对力，处世往往以身边人的行为方式为原则，呈现模仿性和趋同性。一方面与别人行为趋同会让自己获得安全感，另一方面也会因为与周边人行为保持一致而获益。一些年轻干部腐败，就是因为“其他同事都拿了，我若不要，就会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收，我也跟着收”“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等从众心理，迈向了贪腐之路。

　　三、“多管齐下”让年轻干部守住“早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总结反腐败经验，提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败基本方针。防范年轻干部腐败，也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既要“把行为关进法律的笼子”，让人不敢腐；也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人不能腐；更要把“欲望关进自律的笼子”，让人不想腐。

　　（一）强化对年轻干部的廉洁教育，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从小事小节上守起，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这就要求，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通过专题理论教育、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在思想深处端正“五观”，补足年轻干部成长的“精神之钙”。

　　加强年轻干部政治观教育，引导他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两个维护”上坚决做到知行合一，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事业为上。加强年轻干部权力观教育，引导他们对权力保持敬畏之心，守住法纪底线。加强年轻干部交友观教育，引导他们慎重选择朋友，做到有交往但不能搞交换、有交集但不能搞交易。加强年轻干部生活观教育，引导他们追求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多读书、读好书，操持雅好，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加强年轻干部亲情观教育，引导他们不仅要严以律己，还要严以治家、严正家风，以纯正家风促廉、养廉。

　　（二）“选育结合”，既要选准人也要育好人

　　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形象地说就是“选苗、墩苗、育苗”的过程，要“选‘优苗’、墩‘好苗’、育‘壮苗’”。“选‘优苗’”是第一步，也是防止年轻干部腐败的第一道关。选拔年轻干部，首要标准是政治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挑选优秀年轻干部，千条万条，第一条就是看是否对党忠诚；我们培养优秀年轻干部，千条万条，第一条就是教育他们对党忠诚，坚决防止政治上的两面人。”对党忠诚与不负人民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对党忠诚，才能不负党的重托、不负人民的期待，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其次，选拔年轻干部要把好道德品行关，注重对年轻干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方面的考察。只有道德品行过硬、自我要求严格的人，才会在诱惑面前立场坚定、有强大的自制力守住廉洁的底线。最后，要把好能力关。新时代对干部的要求是“廉而有为”，廉洁是基本保障，有为是职责要求。既要干成事又要不出事，是对年轻干部为政的必然要求。

　　对于年轻干部要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管理好、保护好年轻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中，把从严从实加强年轻干部的教育监督管理纳入其中。压实党委（党组）抓年轻干部教育监督管理的主体责任，明确廉政教育、日常管理、监督检查、执纪问责、责任落实等具体内容，推动年轻干部教育监督管理制度化、具体化、实效化。当然，对于年轻干部成长中的困惑、竞争中的压力、工作上的迷茫、生活中的不顺等问题，组织上也要及时了解，给予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情感上关心、心理上疏导，帮助年轻干部“安心、安身、安业”，更好越过成长道路上的障碍。

　　（三）增加制度供给，从源头上消除腐败机会

　　找准廉政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腐败发生与特定的岗位设置和监管不足密切相关。纵观年轻干部的腐败，管钱、管事、管审批等资金集中、资源富集的岗位，往往成为腐败的高发地。对于这些领域发生的案件，要举一反三，从制度上消除腐败机会。根据“权责法定、权责透明、权责统一”原则，完善权力设置和监督制约机制。一是对于关键岗位，要严格分权原则，推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并实行定期轮岗制度，降低腐败风险。二是创新“金鱼缸模型”，充分发挥“透明效应”。权力运行越是公开透明，腐败就越难有藏身之地。完善财务管理、行政审批等领域权力运行内容、运行流程、运行结果的公开制度，并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切实提高权力的可监督性。三是强化权力行使的责任制度，建立责任清单，细化岗位责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失责必追责”。四是实行“凡进必谈”，对于新入职或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在入职伊始，由所在单位分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开展廉政谈话，讲清岗位职责、权力边界、廉政风险、法纪要求，引导年轻干部树立岗位责任意识和廉洁从政意识。

　　（四）涵养政治生态，为年轻干部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人是环境的产物。把好年轻干部廉洁从政关，需要为年轻干部创造良好的从政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需要大气候，也需要小气候。”“大气候”是整个社会的生态，“小气候”是干部身边的生态。大气候是由无数小气候组成，只有小气候净化好，才能有风清气正的大气候；好的大气候也会对小气候起到引领和影响作用。

　　加强单位政治生态建设，为年轻干部成长营造好“小气候”。对于年轻干部而言，身边环境的影响最为直接。一般而言，主要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作风，对单位的政治生态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上级党委和纪委要重点加强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一把手”也要以身作则，既严格要求自己，也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单位在政治生态建设中，要杜绝拉帮结派的“小圈子”，搞人身依附的“公权私恩”，避免年轻干部被迫“站队”。单位要建立正确的用人导向，让愿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有机会、有舞台，让投机钻营的人失去市场，以此激发年轻干部端正从政理念，努力干事创业、积极进取。

　　加强社会廉洁文化建设，为年轻干部成长营造好“大气候”。年轻干部正处在仕途发展的起步阶段，良好的文化环境对塑造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2022年2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为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制度指导。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就要在全社会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文化环境，把廉洁文化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加以宣传和教育，广泛挖掘和开发文化资源，用廉洁文化影响人的行为偏好，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同时，在党内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