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廉洁拐点》

　　作者：高波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定价：79.00

　　书号：978-7-5086-7042-3/D.378

　　[内容简介]

　　中华文明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可见的新黎明。

　　腐败是人类公敌，反腐是世界难题。先发国家几乎都经历过腐败高发期，一些“成功国家”随后出现廉洁拐点期，而“失败国家”却陷入“现代化陷阱”，甚至贪腐成灾。人类历史为何会有廉洁拐点？中国廉洁拐点将呈现什么形态？

　　读懂中国，先读懂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国故事，先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以往国际社会解读“中国奇迹”偏重经济治理，忽视政治治理特别是执政党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共生关系”。中共十八大以来，从“立八规”到“反四风”，从网上监督问责到海外追逃追赃，从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带来治理腐败原创性贡献与世界级表现。然而，这是改革深水区的“应激反应”，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廉洁拐点？这将会给政治社会生态带来什么趋势性变化？

　　《廉洁拐点》立足国际与国内两种视野、历史和现实双向思考，剖析美国、瑞典、新加坡等20世纪内向型廉洁拐点，解读中共十八大后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本书指出，随着习近平时代和新治理革命的到来，中国将迎来21世纪全球首个双重外向型大国廉洁拐点即“习近平（复兴）拐点”，既面临与“毛泽东（建国）拐点”、“邓小平（改革）拐点”一脉相承的历史性时刻，也展现“网络社会主义”治理新机和“有效民主”行动张力。同时，治理腐败永远在路上，廉洁拐点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国家成长新起点。厚植廉洁拐点期的“民心红利”、“制度红利”和“法治红利”，固化长期执政党加强自我革命和党内治理的战略定力与“治理红利”，将提升中国政治的确定性、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预期性，为世界经济全面复苏提供“中国新动能”。

　　治理腐败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国际反腐新秩序是全球治理新体系的重要方面。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正风反腐为基点，实现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国际治理的有效联动，走出既不同于欧美政党也不同于苏东共产党的治理新路，带来更多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治理活力。

　　[作者简介]

　　高波，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历任中国社科院青年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等。代表作品：《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新观察》，《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全国首届优秀廉政文化出版物，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做表率”读书活动推荐读物），《党章中的纪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荐图书，入选“2015年国家主题出版重点选题”，被评为“第三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创新教材”）等。

　　[目录]

　　III| 序言： 中国“第五大发明”与国际反腐新秩序

　　|上 篇| 廉洁拐点，大国标配

　　004| 廉洁拐点：政治输出端的内生性、结构性变革

　　016| 从国家基因分型反观其治理腐败的结构性问题

　　043| 国家重组“改”出来的美国廉洁拐点

　　062| 政权新生“盼”出来的苏联“失效拐点”

　　078| 社会福利“托”出来的瑞典廉洁拐点

　　094| 严刑峻法“治”出来的新加坡廉洁拐点

　　109| 廉洁拐点“6S”模型：国家治理体系之“关键一跃”

　　123| 大国反腐：“苏联方案”为何败于“美国方案”

　　135| 政治信用、“有限民主”与“无限民粹”问题

　　148| 廉洁拐点不是“赛末点”，而是国家成长新起点

　　| 下 篇| 新常态，新治理

　　159| 中国“关键先生”：“习近平相当于两个罗斯福”

　　170| 消除“贪腐沉没成本”：从反思旧常态到引领新常态

　　197| 认清“中国前提”：从防控有形腐败风险到担当无限治理责任

　　219| 顶层治理的复兴：从“生产力革命”到“新治理革命”

　　238| 法治中国背后：从“双笼限权”到制度治党

　　261| 高房价时代的反腐：从“治标有效”到“治本有道”

　　280| 八项规定改造中共：从“盘子里的变化”到“骨子里的革命”

　　301| 修复政治生态：从破拆“政治违建”到定型“四种形态”

　　319| 开启“互联网+反腐”：从中国式网络监督到“数字化社会主义”

　　338| 实施“精准治腐”：从制度自信到文化自信

　　352| “新启蒙行动”发力：从“I 反腐”到零容忍

　　365| 推动“反腐外交”：从“新兴大国责任”到“新型大国责任”

　　381| 减少选人用人“非受迫性失误”：从治理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407| 构建“规则社会”： 从规制既得利益到保障应得利益

　　| 结 语| 从世界反腐进程看中国廉洁拐点

　　435| 新轴心期：反腐败仍然是一场“星球大战”

　　446| 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找准旧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451| “互联网+治理”：首个外向型大国廉洁拐点及其“双重开放”效应

　　462| 分享“中国答案”：从“与中共制”到“与中共治”

　　[书摘]

　　廉洁拐点不是“赛末点”，而是国家成长新起点

　　从美国、瑞典、新加坡等曾经迎来各自廉洁拐点的情况中，大体上可以看出一些共性规律。以下不妨用“一核心、两步走、三代人”加以概括和说明。

　　“一核心、两步走、三代人”

　　所谓“一核心”，是指廉洁拐点所带来的国家治理体系深度变迁，涉及方方面面，历经风风雨雨，既要触碰利益又要触及灵魂，既要战术突进又要战略控盘，总归要有一种“社会核心力量”来支撑和引领。而能够对全体社会成员管用起效的核心驱动力量是“三位一体”的，即核心组织（组织领袖）、核心思想（价值观）和核心利益的统一体。换言之，国家核心的感知确认过程，就是核心组织（如政党及其领袖）以核心思想（如执政纲领及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实现核心利益（如经济发展与国防安全）的过程。具体来说，美国20 世纪头20 年成型的廉洁拐点，关键是各界达成了“国家重组”的核心共识，即努力实现“国家和联邦法律准许的公平交易以及公正行政”，“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社会和工业的公平”。不论是共和党总统老罗斯福，还是民主党总统威尔逊，都在以如出一辙的理念、殊途同归的方式召回久违的“美国梦”，让美国人民感受到了“核心力量”的存在。

　　作为美国廉洁拐点的开拓者，老罗斯福开诚布公地说：“我认为总统应该是一个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个职务提供给他的任何权力的强人”：“既然当总统，我就要实实在在像个总统。给我多大的权限，我就要把它用到家”。对于步老罗斯福改革攻坚战之后尘，强硬“改变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的威尔逊，时任法国总理乔治斯·克列孟梭的经典评价是：“他认为他是另一个耶稣基督，来到地球拯救人类。”同样，瑞典于20 世纪30 年代发端的廉洁拐点，关键是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森1928 年提出的“人民之家”施政理念深入人心，被尊称为“瑞典国父”的他在1932—1946 年间4 次担任瑞典首相，作为国家“政治引擎”，引领社民党自1932 年以后连续单独或联合执政44 年，赢得了重建国家秩序、持续推行全民福利改革的长期执政机遇。新加坡于20 世纪60 年代起步的廉洁拐点更是如此，离不开李光耀这个国民领袖和人民行动党这个组织核心。

　　所谓“两步走”，是指治理腐败的策略方法上宜坚持问题思维和问题导向，先“治”后“理”、由表及里，赢得治本时间和改革空间。对任何国家来说，腐败都是一笔公摊化的“负资产”，都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论道而不躬行。

　　美国走出“镀金时代”的大国腐败高发期，先是进行了“重新组织社会的一次尝试”，打响了一场与工业寡头和垄断财阀的遭遇战、拉锯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使“劳工领袖可以‘像大资本家一样’轻轻松松地走进白宫大门”；其后乘势而起、迎难而上，从联邦扩权、预算民主、市场规制、公共福祉等多方面进行“制度再造”，一点点赢回了国人对联邦政府的信心，一步步把滑到“少数人特权渊薮”中的国家机器拉回正轨。我曾在《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一书中将其简括为两句话：一是“用空间换时间”，二是 “以责任换权力”。c 瑞典社民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作为实现小国廉洁拐点的核心力量，结合本国国情各辟蹊径，前者用“人民之家”理念和“福利之国”模式的向心力“对冲”腐败痛感，后者用严刑峻法、重典施治的威慑力肃清党风民风，为赢得长期执政时间和综合改革空间开了好头。说到底，当腐败的阴霾造成政治社会生态危机时，第一步重拾信心，第二步扩大战果，稳打稳扎才能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当然，这两步并不是截然分开、完全割裂的，实际上都是治理腐败标本兼治战略战术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条件、互相支撑。但实践证明，先“治”后“理”，更有利于清除问题存量、树立治理权威和凝聚社会信心。

　　所谓“三代人”，是指廉洁拐点能否真正“坐实”，大致需经三代人的集体检验和共同体认才能得出“靠谱”的结论。中国古语有云：“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从现象上看，两三代人，二三十年，这就是20 世纪上述几国所展现的廉洁拐点的周期性特点。如美国廉洁拐点成型的20 多年间，经历了老罗斯福时代（1901—1909 年）和威尔逊时代（1913—1921 年），以及其间笼罩于老罗斯福光环下的塔夫脱总统过渡时期（1909—1913 年）。瑞典廉洁拐点起始于汉森时代（1932 年9 月24 日—1946 年10 月6 日， 其间仅在1936 年6 月19 日—9 月28 日由“农夫联盟”的布拉姆斯托尔普短暂接替汉森任首相3 个多月），成型于埃兰德时代（1946 年10 月11 日—1969 年10 月14 日），瑞典人民经历了30 多年创建福利国家的“黄金年代”。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有过三任最高行政首长，分别是李光耀（1959 年6 月3 日—1990 年11 月28 日）、吴作栋（1990 年11 月28 日—2004 年8 月12 日）和李显龙（2004 年8 月12 日至今），他们三人分别出生于1923 年、1941 年和1952 年。“新加坡奇迹”就是在这三代人中接力完成的。实际上，“三代人”并不是什么教条化的绝对时间概念，而是对廉洁拐点“沉淀期”的提示，即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域中才能科学评估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实际成效，才能监测出腐败现象是否已被真正抑制在民众可接受的低烈度、低限度内，由“腐败综合征”造成的系统性隐患、颠覆性危机是否被确认为低概率、小概率。在此期间，保持执政主体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治理腐败远非最终目的，赢得人心共筑未来更有意义。对不同国情党情下的“腐败综合征”进行成功阻击之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二步”跨越是更大的考验。

　　[书摘]

　　“美国梦”如何在大萧条的“政治重组”中诞生

　　因此，国家成长和国家竞争的“超级公开赛”一直在进行，始终未停歇。廉洁拐点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赛末点”、“冠军点”唾手可得，而是一个新起点的开始，说明整个国家和全体国人有了全面提升的自信和底气。这种国家成长、国民成熟的综合效应，在20 世纪首个大国廉洁拐点即美国廉洁拐点积淀的“政治遗产”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众所周知，20 世纪20 年代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生活水准和文明程度大为改善的时期，如全美上高中的学生数在1920—1930 年间翻了一番。在“咆哮的20 年代”（Roaring Twenties），美国以工业批量化生产和盛行于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成长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家庭形成了度假、观看电影和体育赛事的习惯”。从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1927 年独自驾机直飞大西洋的创举到棒球明星贝比·鲁斯、拳击好手杰克·邓普西等体坛明星引发的全民体育潮，再到爵士乐、全彩有声电影、海明威小说和T型车等的逐渐普及，美国进入了“历史上最多彩的年代”。但是，1929—1933 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不期而至，一度令“ 黄金20 年代”戛然而止。然而，就在这空前的经济危机之中，“美国梦”被第一次提了出来。1931 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其《美利坚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及此后数年的《纽约时报》上，提出并诠释了“美国梦”的理念：“无论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如何，‘美国梦’是每一个人对更好、更深刻、更丰富人生的美好愿景。这个梦想一直承载着在经济上飞黄腾达的机遇，但它同样（或者更倾向于）包含着我们打破社会等级或是风俗习惯的不公正限制，将自身能力扩展到极致的机会。”实际上，面对巨大的美国危机，最重要的就是挽手并肩向前走的信心和希望。亚当斯指出，美利坚民族最伟大的成就，并不是成为全世界仰视的标杆，而是在“美国梦”这一真正的民族史诗面临毁灭之时，每一代人都会奋起抗争以拯救它。应当说，这就是美国廉洁拐点所带来的“信心红利”，“经济大萧条与‘二战’后来被证明是一段‘美国梦’硕果累累的时期，因为整个国家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乱象中挣扎，以保持认同感”。b 特别是经过“……根本性的政治重组。20 世纪的那次经济大萧条结束了自由放任主义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使美国过渡到了新时代”。在最艰难的抗争中“保持认同感”并共历“新政”挑战，这一内生动力正是源自老罗斯福时代“重组社会、拯救美国”的努力和行动。这就是廉洁拐点对国家成长、国民成熟的终极意义与核心价值所在。

　　之后的“美国故事”，人们基本上都已耳熟能详了：1932年，美国人民明智地选择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第32任总统，并且让他连任四届，以“新政重塑了美国政治文化”，“创建了社会福利体系的雏形”。其实，罗斯福的新政应当被称为“新‘新政’”，因为其本质是对美国廉洁拐点时期老罗斯福“反托拉斯新政”的隔空接力和超级传承，其目标都是“缓和资本主义弊端，进而保护而非摧毁资本主义”，他们两人也“都是改革者，而非革命者”。而且，这两位新政缔造者系出同门，还是远房叔侄关系，最终联手导演了“两个罗斯福，一个新美国”的历史正剧。可见，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件事有每一件事的意义。把有意义的人和事联结起来，就是昨天的传奇，今天的故事，明天的历史。正如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说：“人创造历史，历史不能创造人类。”但不论何人创造历史，也不论如何创造历史，都应当记住一点：

　　即便是已经成为“廉洁拐点俱乐部”的一员，也要警惕不进则退，防止得而复失。我们不妨回顾一段奥运逸事。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23岁的美国选手埃蒙斯进入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埃蒙斯在最后一枪之前，领先第二名选手3环之多，几乎已将金牌收入囊中。他只需打出7环就够，这对专业运动员易如反掌。当时，许多记者已写好“埃蒙斯夺金”的新闻稿，只等枪响之后按鼠标发送。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埃蒙斯最后一枪打到了别人的靶上，成绩为0环，将金牌拱手让给中国选手贾占波。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同样是50米步枪三姿决赛，同样是前9枪领先，这一次美国射击名将埃蒙斯拥有3.3环的更大优势，看来必将一雪前耻。然而，历史再度重演，埃蒙斯最后一枪打了4.4环，创下当届奥运会所有射击选手的最低纪录。冠军属于另一名中国选手邱健。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卷土重来的埃蒙斯年过而立，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最后一枪前，落后第一名5.8环，但领先第三名1.2 环，只要像前9枪那样正常发挥，“拥银望金”并无大碍。然而，这一次他不可思议地重蹈覆辙，只打出大失水准的7.6 环，让几乎到手的银牌“褪色”为铜牌。

　　埃蒙斯年少成名，14岁学习射击以来，曾赢得所有世界大赛的冠军、亚军和季军，是位超级大满贯得主。实际上，在2004年最后一枪憾失50米步枪三姿金牌之前，他已勇夺50米卧射金牌。然而，人们记住的似乎只是埃蒙斯连续三届奥运会的“末枪秀”，他也因此被戏称为“9枪之王”、“最后一枪先生”。

　　选手竞技残酷如此，国家竞争大同小异。

　　当廉洁拐点宛在目前，我们面临同样近在咫尺的“冠军点”、“发枪令”，又将带着怎样的心态、姿态和状态，击发这撼动人心的“关键一枪”呢？

 

来源：新华网

编辑：钟婷 陈炳文